气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已经开始迈出国门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和更为广泛的领域所接纳。因此，如何让炎黄子孙以外的人们认识气功，已显得越发重要。《气功与科学》今年第2期刊登了姜兵的《谈气功的英文翻译》一文，文中提到“‘气功’一词最好译为‘中国式瑜伽’或‘中国瑜伽(Chinese yoga)’”，我们认为这种译法甚为不妥，特撰文与姜兵先生商榷并敬请气功界朋友指点。
姜兵在谈到为什么要这样翻译时讲了三条理由：一是Qigong的“Q”字母外国人不会发音；二是气功和瑜伽的基本原理相通；三是既然瑜伽已成为英语名词且在西方家喻户晓，何不采取“拿来主义”借其名更迅速有效地宣传气功。
我们以为，如果仅仅依据以上三条即把气功翻成“中国瑜伽”，未免有些过于草率。首先，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发音方法有许多不同，这固然增加了两种语言交流的难度，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况且这种不同是双向的，也是可以克服的；其次，气功和瑜伽同为东方传统健身方法，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毕竟有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渊源，由此而来的在修持与操作的具体方法上差异很大，不宜等同；至于说瑜伽已在西方家喻户晓则更不尽然，且不说修炼瑜伽的人远少于修炼气功之人，笔者曾问过一位修炼瑜伽多年的荷兰女士，她说连她丈夫也不知何为瑜伽。由此可见，作者把气功译为“Chinese yoga”的理由尚不充分。
我们认为，气功作为我国的“国粹”在全世界传播，当以拼音直译为好，即译为“Qigong"。这是因为近些年来，气功热潮由国内波及到国外，影响甚广，不少“老外”对气功并不陌生，有的还颇有兴趣。对于这部分为数不少的人来讲，将气功说成是“Chinese yoga”显然是不适宜的。
我们说知道气功的西方人为数不少是有根据的(这里不包括日本、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以气功为名的各类组织已有不少，如“国际严新气功科学研究会”、设在洛杉矶市的“气功学会”和设在北好莱坞市的“大众气功协会”等，在欧洲也有一些类似的组织。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发行公司出版的一本以介绍中国的武术、气功为内容的季刊，刊名就叫做《Qigong》。在气功一词在西方已经流通并应用的情况下，再把气功说成是“中国的瑜伽”就显得有些舍本求末，没有必要了。
气功走出国门是有一个过程的，“气功”翻译成“Qigong”也是有一个过程。过去人们将“气功”译为“breath control，breathing exercises，Qi exercises”，意即“呼吸调息”，并定义为“a systen 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s”，意即“一套深呼吸运动”，这个定义显然是不全面的。它只翻译出气功有调息、吐纳的含义，没能反映出气功三调的整体内容。随着气功的传播，人们越发意识到以上翻译的局限。于是，在联合国法定的中译词汇中便出现了“Qigong”这一词汇，把气功同中医、针灸的穴位一起用汉语拼音列到词汇表上。至此，Qigong作为专有名词已成为国际通用词汇。至于我们在练功中常常提到的精、气、神等词也以汉语拼音直译。显然，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只能奉行“拿来主义”，只是更为直接罢了。
究竟如何翻译“气功”，哪一种更为贴切?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对气功的整体认识和传播，非常重要。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专家，他们在技术上提出了以下三点意见，特转录于此：
一、中国是气功的发源地，气功与瑜伽是一种并列的关系，类似兄弟。如果我们没有这类词汇，可以借用。如果我们已有“气功”来表示类似“瑜伽”的这种事物，就用不着再借用别人的词汇了；
二、目前在翻译方法上，都不再采用用外国的东西来解释中国所特有的某种东西或事物，而是直接音译。如“二胡”，过去翻译为“Chinese violin”意即“中国的小提琴”，现在都直译为“Erhu”；
三、在同其它词语搭配时，用“Qigong”显然要比用“Chinese yoga”要好和方便。如“香功”，可翻译为“Fragrant Qigong”，“气功师”可翻译成“Qigong master”，“气功协会”可翻译成“Association of the Qigong”。如果把“香功”翻译成“Fragrant Chinese yoga”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